Midgard

．村上龍


剛剛聽到新聞報導說逮捕的嫌犯是一個十四歲的國中生，沒多久，妹妹就從北海道打電話來。
話了一些家常後，扯到了那個被逮捕的十四歲少年。有三個女兒的妹妹說：「那些知識份子專家又在怪社會不好、學校不好！聽都聽厭了！」妹妹說：「就直接說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涉嫌謀殺而被逮捕不就得了，幹麼怪東怪西的。」
我認為我妹妹說的大部分是對的。


少年被逮捕的那天晚上，我寄出一封電子郵件。
「在神戶須磨區，有一個十四歲的少年因涉嫌謀殺而被逮捕，這也許不只是意味著家庭這個模式和家中份子即將崩潰，我覺得這也是代表人類開始腐敗的一種象徵。」
寄出電子郵件之後，我一直為「人類開始腐敗」這句用詞耿耿於懷，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措詞失當。


那時候，我剛好為《讀賣晚報》寫連載小說，我憂心忡忡。這篇長篇小說的名字叫做〈味增湯裡〉，內容是敘述美國一個名叫法蘭克的殺人魔來到了日本，在日本也殺了不少人，最後雖然感受到日本人那模棱兩可的善意，可是並沒有因此而洗心革面。故事中的法蘭克在日本當然被設定為一種異類。連載剛好敘述到法蘭克正向劇中主角──一個日本導遊告白自己大半輩子的經過。書中對於殺人魔法蘭克那無藥可救、病態式的真實性和日本導遊那不具任何美國式特有的危機意識，可以說有很明顯的對比寫照。書的內容大體上如此。


神戶事件剛好發生在我的小說敘述到法蘭克在新宿歌舞伎町展開大屠殺之際。神戶事件受害者屍體的一部分被發現時，小說也剛好描述到法蘭克手持細長尖刀割下中年男性的耳朵時的情節，於是《讀賣新聞》文化部接到了大量讀者的抗議：「為什麼要在這時候刊登這種小說？」其實〈味增湯裡〉一開始就描述在新宿歌舞伎町的垃圾堆裡，發現了一個被分屍的高中女生屍體。屍體身軀部份還塞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神不會原諒的。」


十四歲少年被逮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寫連載小說，寫著、寫著，心中突然覺得很擔憂，並不是害怕又要接到大量的讀者抗議函，因為我是完全不會受到那些抗議影響的。
我所擔心的是我的想像力會被這次真正發生的事件給限制住，我覺得這個殺人魔法蘭克半輩子的告白，恐怕已經不是光靠想像力就可以完成的了。因為小說家不是只模仿真實事件，而是必須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對抗現實才對。


法蘭克的告白第一句話是：
「我想像力中的恐懼促使我犯下殺人的罪行。」
「我的想像力讓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就是搞不好我會殺人，我害怕極了。然而要消除這種想像力的唯一方法，就是真正地去殺掉一個人。」
這是為了寫法蘭克告白所記下的一段筆記，我覺得跟神戶那個十四歲少年有些相似，也有些不同。然後，想像力在我腦中盤旋不斷，最後我發覺我寄給音樂家的電子郵件中的錯誤所在。
於是我又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內容如下：


「剛剛我寫了一句身為小說家不該說的話，就是『人類開始腐敗』這句話。日本軍人聽從長官命令用日本刀砍下外國人的腦袋而受到褒揚，這種事發生至今，充其量不過幾十年的光景，所以說人類本來就是腐敗的。這種腐敗的本性從古到今一直被各種組織或規律遮蓋掩飾。最具代表的就是家庭和法律，另外理念、藝術、宗教也有份。並不是這些組織或規律導致少年殺人犯罪，而是這些組織或規律無法遏止少年的犯行。」


音樂家的回信內容如下：
「像日本這樣讓理念、法律、家庭、宗教、藝術等制度一直癱瘓至今的國家，在世界史上可算是少有的。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吧！因為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也存在著『正義』這個原則啊！」


去年，我寫了一篇以高中女生援助交際為主題的小說。我之所以要寫這種小說是因為很少有人談論到這方面的問題，還有我有預感高中女生的這個問題是某種社會現象的象徵。電視上的辯論節目或是雜誌上的專欄大致分為兩派，一派是抨擊派，一派是擁護派，抨擊派主張：「學校、家長到底在搞什麼鬼？居然放縱那些笨學生胡作非為？」擁護派則說：「搞不好這些援助交際的高中女生的價值觀就象徵著未來的價值觀呢！」


就我所知，至今還沒有人說過那些眼中只有金錢和名牌貨的高中女生的價值觀就是現在日本人的價值觀。不可諱言，尚未完成現代化的開發中國家才會有這種一味追求金錢和名牌的價值觀。先進國既可以創出名牌貨，而且也有充裕的外匯、本國的貨幣也屬強勢，所以日本人的價值觀不可能只停留在追求金錢和名牌的階段。


日本是個不可思議的國家。雖然擁有國際市場都認定的名牌電器、光學用品、汽車、半導體，而且外匯充足、日幣也屬強勢，但是人民卻不覺得自己的國家已經步入現代化國家之林。當然日本的現代化並不理想，內部也不是沒有矛盾。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已經達到理想的現代化，任何一個先進國都有內外矛盾的現象。所謂現代化，不是為了要實現理想國。如果本國貨幣非常強勢，國家就不需要強制人民從事乖順又一致的勞力工作。日本這個國家在現代化途中所產生的矛盾和歧視，當然也還沒有消除，但是日本國民大家團結一致，朝同一目標努力的時代早就結束了。大人隱隱約約都了解現在這種狀況，因為這才是現代化最終的境界。


舉個簡單的例子，日本有芥川獎、直木獎和唱片大獎，但是你去讓文藝編輯舉十個這十年來得到芥川獎、直木獎的作家，他們幾乎都答不出來。除了少數的作品之外，得獎作品很少成為暢銷書，近五年來的唱片大獎也一樣。設立一個國民獎來獎勵國民，國民也稱讚、尊敬得獎者，像這樣的方式是屬於開發中國家的做法。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在無意識中已經注意到，唱片大獎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很少人會記得這十年來日本首相的名字，還有甲子園高中棒球賽冠軍學校的校名也馬上被人遺忘。這些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但是，沒有一個媒體會提到這種現象。
國家已經沒有目標了，所以個人要設定自己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與你的前途息息相關的工作。如果不這樣簡單明瞭、好心親切地宣佈一下的話，有人會不知道的。
那就是小孩子們。


「大約在二十年前，日幣突破一美元兌換兩百日圓的關卡時，日本的現代化就算完成了。現代化的完成就代表國家大目標的完成，接著必須從追求國家價值觀改為追求個人價值觀才行。可是日本完全沒有做到，也沒有宣布這是必要的方向。儘管日本男人拼命工作提高業績，可是除了在公司以外，在家中、同學會上都沒有被讚賞，由於不被讚賞，所以日本男人活著也覺得沒什麼意義。過去因為戰敗和處於現代化轉型，日本人的主要情感以『悲哀』為主，然而國家的目標消失後，應該有的個人價值觀和目標卻還未尋獲，以致於『悲哀』的感情漸漸趨向『寂寞』。特別是從過去就一直依照國家目標拼命工作的薪水階級、經營中小企業的日本男人，發現他們很難突然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人還身處極度寂寞卻不自覺。」


當我訪問援助交際的高中女生時，我告訴她們有關上述的狀況，她們都說她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每個人都睜大眼睛問：「什麼嘛！原來是這樣啊！」
「所以他們才花錢來買我們啊，原來是因為他們太寂寞了！」


研究臨床神經病的專家馬沙曼，做過一項著名的實驗。他先把貓兒放入實驗箱內，讓貓兒記住只要一按鈕就可以獲得飼料，於是貓兒只要肚子餓了就會進入實驗箱內按下按鈕。接著再讓貓兒處於飢餓狀態，可是這次一按鈕就有電流釋出。餓貓跑進實驗箱內，按了鈕，可是不見飼料出來，反而被電流電到。貓兒內心十分地掙扎，想要飼料，但是會被電到，不久貓兒就出現了類似神經病的症狀，然後逐漸衰弱。沒多久，貓兒就喪失了攝取食物的欲望，最後終於餓死。
馬沙曼的實驗當然不能完全解釋神經病的所有心理過程，但是對於掌握掙扎的概念很有幫助。所謂掙扎就是讓自己掉入矛盾的欲望中。


現在日本大部分的小孩都被迫處於和上述貓兒同樣的情境中，不論在學校或家裡，父母、老師所說的話跟過去日本走向現代化途中時完全沒有兩樣。所有媒體聲明的內容意義完全一樣。
「男孩子要考進一流的學校，然後進入一流的公司，女孩子要跟在一流公司、有安定收入的對象結婚！」
小孩子認為非這樣做不可，因為找不到其他可選擇的項目。


但現在日本這個社會充滿了一種氣氛，就是大家不再認為考進一流學校、進一流公司做事的人就一定很幸福。小孩子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現，只是隸屬於公認有價值的團體，並不見得有充實感。那些被認為是菁英中的菁英，比如日本大藏省（財政部）、厚生省（內政部）的官員，銀行、證劵公司的領導人物、高級幹部，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很仔細地、再三為我們證實了這一點。如果隸屬於菁英集團，人生就美滿的話，為什麼那些菁英卻冒著高風險去貪污呢？還有如果菁英份子的目標只是成為菁英團體中的菁英的話，小孩子一定會認為那實在有夠無聊。


日本的小孩已經為環境所迫有了新的認知，那就是他們發現電視劇、廣告、電影、小說中呈現出的日本人的幸福標準已經在改變了，現今日本人尊敬的不再是那些把家庭擺一邊，拼死工作的薪水階級。出現在廣告中面露微笑的人都是那些擅長使用尖端科技產品，生活悠閒自在，享受嗜好的人。雜誌照片所推崇的都是常出國旅行，穿著時髦，喜歡潛水、園藝、戶外活動的人。女性也一樣，那些相夫教子的主婦已經不再是電視劇的主角了，反而是現實社會中，認真工作、有高所得，談個浪漫戀愛、享受人生的女性正嶄露頭角。


那要怎樣才能過這種悠閒自在的生活呢？沒有人告訴小孩子。小孩子仍然被告知要考進一流學校，要在一流公司做事，因為勸小孩要在遵循社會既定價值的團體中生存，比較簡單又不費力。


人在成長過程中是需要榜樣的，小孩子在思春期前以父母為榜樣，但是並不是模仿父母，而是除了觀察父母的生活方式以外，小孩根本沒有機會學習生存的方法。父母生活得很無聊，小孩也會認為人生很無聊。再重述一次，現在的小孩一直在「進一流學校、進一流公司」這種要求中長大，但是因為現代社會沒有後現代化的價值觀，所以這種要求就跟媒體所傳達的訊息互相矛盾。所有的媒體都競相塞給小孩一個訊息，那就是世上沒有半個人光是進一流學校、進一流公司而過著充實人生的。
於是小孩子就在這種環境中掙扎著，無法找到另外一種個人的、新的生存方式的榜樣。


少年被逮捕後一個月，媒體大概受到《FOCUS》刊登少年照片的影響，開始將焦點轉到「少年法」的問題上。應該不會有專家認為只要修改少年法，將少年處死刑，就可以防止這種事件發生吧！但是校園暴力、家庭暴力、逃學等現象沒有減少的跡象，而且大家已經感到不耐煩了，我想今後大家還會採取更強硬的消除、制裁手段來制止這種事件發生吧！


在任何時代，一定有人由於碰到一件強烈的事而停止思考。那些歇斯底里地呼籲消除、制裁的人都是對那個十四歲少年感到恐懼的人，他們無法了解這個十四歲少年公然犯下的罪行，所以他們感到害怕。生存在現代化途中，「悠閒貧困的時代」的人們想像力是有限的，但他們也是背負著現代化重任的人，所以我不想批評這些「消除、制裁派」。他們由於辛苦沒有得到回報，產生挫折感，以至於被這個「世俗」給同化掉了。日本這個國家的「世俗」比原則要強，有時候甚至超過法律。我則盡可能不要與這所謂的「世俗」有任何瓜葛。


雖然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很危險的做法，但是他們的共通點，就是沒有發現日本國民的中心情感已經從「悲哀」漸漸轉移到「寂寞」了。當日本這個集團中的最大公約數「悲哀」消失的時候，日本的演歌和歌謠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從軍」是現代化所有活動的最高潮，想要促使人民團結一致，在也沒有比打仗這個動機更好用的了。也許戰敗是一大打擊，但是因為日本本土沒有一兵一卒登陸，就無條件投降了，所以除了海外戰地以外，日本本國人民根本從來沒有跟別國人民碰過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東京大空襲」的紀錄時，上面寫的跟大地震的內容幾乎沒有兩樣。
戰敗後，日本從一片焦土上提出以「經濟復甦」為大目標，轉型為民主國家。我是戰後七年出生的，對於戰後的大轉變，雖然沒有親身體驗，但是從現在日本經濟如此蓬勃，可以知道當時一定進行得非常順利。不可能不順利。因為現代化這個大目標，到現在都還持續著。軍國主義雖然中斷了，現代化還沒有中斷，也因此得以成為日本的國家目標。


在現代化途中，貧困悠閒的時代裡，精神上的創傷、個人的「寂寞」都被掩飾蒙蔽了。現在流行「精神創傷」這個用辭，過去的小孩都很勇敢，事實上我有個朋友，被父母丟過來的玻璃碎片給割傷了頸動脈，差點沒死掉。這樣的小孩在當時並不稀奇，還為數不少，但是幾乎沒有人會留下精神創傷。同學會時，大家都很愉快地回憶過去笑談：「過去真是個糟糕的時代啊！」我母親是個老師，每天忙得幾乎沒有時間管我，我發燒懇求母親說我不想去學校，結果被推倒，媽媽說：「吵死了！離我遠一點！」


儘管在貧困悠閒的時代，小孩子也會受傷，但是只要那天晚上聽到母親說：「今天吃壽喜燒哦！」就會立刻忘掉受傷之事。現在回想起來，孩童時類似精神創傷的東西在玩耍之間就被一掃而空了。之所以沒有成為精神創傷是因為那時候的小孩還有更簡單、更實際的欲望，像是想飽餐一頓之類的。除了歧視問題以外，那時候所有的精神創傷都被像「可以吃壽喜燒」、「父母給了棒球手套」、「一家人到海邊玩」等事情給中和消失掉了。也就是說，當時有因為貧窮、想要的東西無法到手而感到的「悲哀」，卻沒有多餘時間去感受「寂寞」。


這樣一路寫來，我覺得心中冒出一股暖意，但是我仍然覺得過去那個時代真的很糟，雖然一般人也許會覺得以前比較好。我們小時候的確也曾有過美好的事物，但是現在已經消失殆盡了。那既不是孩子的堅強、父親的威嚴、母親的慈愛，或是貧困時期才有的日本人固有的豐富感情等騙人的謊言，而是那個時代有所謂國家的大目標「現代化」而已。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那個時代，也不可能再挽回過去那些美好的事物。而且拿過去的標準來衡量現在，我覺得有點太卑鄙啦。


充斥現今日本社會中的「寂寞」，在過去任何時代都不曾存在過。然而從前不可能有因為完成現代化而造成的失落感，所以我們無法以過去的教訓來解決現代的問題。還有日本社會中，有著像現在孩子一樣感到寂寞的日本人也是空前絕後的。


儘管如此，那些一成不變的中高年男子仍想從過去到什麼。其實，就算織田信長、阪本龍馬、吉田茂至今還活著，他們也不可能解決歸國子女的問題。教人不敢相信的是至今仍不斷有雜誌刊登如：〈學習織田信長的危機管理術〉特集。所以對於那些愚蠢的中高年男子只好別管他們了，因為他們怎麼可能否定到目前為止自己的人生？他們大概到死都不會改變他們那種隸屬於一流團體的價值觀，於是他們就一輩子成為退化、保守的中樞分子。


我不相信消除、制裁是正確的解決方法，雖然這些對於開發中國家也許有用。兩年前，幾乎沒有日本媒體討論為什麼有那麼多高學歷的人信仰奧姆真理教，也沒有人問高中女生援助交際的理由是什麼。媒體只充斥那些高中女生說為了買名牌而賣淫這種藉口，卻不見有任何高中女生為了Prada名牌皮包，在麥當勞打工半年。
兩年前，我從美國東岸和古巴拍完電影回到日本，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待在國內，這期間由於我的作品在美國、法國、亞洲都出現了譯作，所以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機會也增加不少，他們一定會問到有關奧姆真理教或高中女生的事。
「像日本這麼富有的國家，高中女生為什麼還要賣淫呢？」


可是我總不能回答這是因為父母不好、教育失敗吧！這些回答在電視討論節目中，日本人自己互罵也許還可以，但是這樣回答外國人，不是太丟臉了嗎？如果外國人問我：「你是說這是日本的父母、日本的教育所造成的嗎？」我將無言以對。
我回答：「是因為太寂寞了！」然後說日本現代化已經告一段落了。
「日本的現代化已經完成了，可是沒有人宣佈這樣的事實，再加上個人的價值觀尚未建立，所以內心困惑，人生沒有目標，感到寂寞的人愈來愈多。奧姆真理教、高中女生援助交際、校園暴力等現象都是因為日本這個國家的人太寂寞了。」


外國的媒體記者可以馬上理解，他們會說：「明白了，謝謝！」然後結束採訪。他們絕對不會再問：「那麼，今後日本打算怎麼辦？」因為他們認為建立個人價值觀是件理所當然、不問自明的事。他們知道，「那麼，今後日本打算怎麼辦？」這個問題，問也是白問。譬如法國人是絕對不會去想「法國人今後該如何活下去？」這個問題的。所以其實沒有半個日本人會想到日本整體該如何的問題。那些問：「今後日本該如何改變才好？」的人，我很懷疑這些人是否在說夢話。我每次都想對他說：「改變日本之前，先改變你自己吧！」因為我認為要改變制度，個人才能有所變化的時代早就結束了。
採訪結束，有一個義大利記者跟我握手道賀，他說：
「完成現代化，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恭喜！恭喜！」


但是不怎麼可喜可賀的事卻不斷地發生，特別是家庭問題愈來愈嚴重。家庭並沒有發揮抑止的功能，導致有人信仰奧姆真理教、高中女生援助交際、殺害老人、私刑等病態事件不斷發生。談到家庭，我又得搬出「現代化」這個用詞。


……十八世紀以後的歐洲家庭，醞釀了多方面現代化、「生存」的規範。包括男關係、親子關係，還有衛生、健康、性、食、住等的榜樣。人把家庭當作媒介，透過家庭來規律自己、監視自己，並且自發性地服從。現代的家庭就像代理商一樣，把人當做生存在社會中的生物，將人變成現代的「國民」。所謂的現代，即是那些曾經負責將人編入社會的地區共同體或職業共同體應該功成身退，讓「家庭」站出來，發揮其特權的時代。


在日本，法律、各式各樣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都非常普遍地滲透到全日本各階層，在佈滿全國的國家的「監視」視線下，家庭則負責領先督促的責任。之所以成為主要的代理商是因為所謂的新「家庭」是具備新要素的家庭，其中發揮作用的就是〈「家庭」的思想體系〉。有如傅柯、頓資羅所指出的，家庭是教化人們生存的技巧，秩序的思想體系。不但如此，明治二十至三十年代，「家庭」這個用辭雖然代表著「道德的」、「自閉的」象徵，但在那時是很受大家期待、憧憬的對象。但是也代表著廣泛束縛了人們的生活和思考的模式，換句話說，家庭醞釀了「國民」的意識，讓人們編入國家社會這樣的團體內。……


明治政府並沒有想要利用家庭來推進日本的現代化，只是以結論而言，家庭的確發揮了這樣的功能。然而現在家庭不再像過去一樣發揮作用，是因為國家的目標完成了，但是家庭卻不再能扮演模範的角色。仍然有不少人不負責任地勸人說：「父親要有威嚴！」沒有國家的保證，父親要怎樣保持威嚴？在公司沒有充實感的中年男人，在家怎麼可能保持威嚴，或得到子女的尊敬呢？


寫完高中女生援助交際的小說，沒多久，同年紀的編輯找我商量事情：
「我想我高二的女兒應該不會做這種事，但是我還是想跟她說不行，可是接下來要講什麼比較好，請告訴我！」
我說只能告訴你女兒說這樣做很危險，不做為妙：
「只能告訴你女兒說萬一對方是個流氓、拍你裸照威脅你，或把你賣掉怎麼辦？因為這種事本來就是很危險的。」


幾天後，那個編輯垂頭喪氣地告訴我說行不通。
「我照你所說的講了，可是她好像耳邊風一樣說：『知道啦！』就這樣，我想我沒有把危險性傳達到。」
我說很抱歉我的話沒派上用場。但是我心想：「是你自己沒有危機意識，所以你女兒才不想聽。」小孩通常會靜靜觀察父母的生存方式、生活的態度，和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價值觀。平常沒有危機意識的父母，儘管要小孩：「要有危機意識！」小孩可是完全無法感受其真實性。


看到父母的生活方式，以為人生就是如此無聊的小孩子，還有心中的寂寞無法跟任何人商量的小孩子，這些孩子中，有人因此陷入異常的想像，犯下怪異殘忍的殺人案件。這些現象應該怎樣阻止才行？更何況現今日本社會已經不存在所謂的「理想的日本人」或是「理想的家庭」。
思春期的小孩雖然智能發達，資訊豐富，但是與社會的接觸卻非常有限，因此想像力增強，有時候甚至陷入殘酷、異常的想像空間。十四歲的少年對將來不抱希望，認為沒有人會認同自己，因而陷入包括自殺在內的殘忍、奇特的想像中，這是常有的事，但是將這種想像付諸實行的人則可以說是「非常異常」。


我前面寫說小孩子會拿父母作榜樣，並不是說這個十四歲少年的父母鼓勵少年殺人，但是我可以確定他的父母沒有敎他如何消除殘暴的想像，很明顯地這對父母對自己的兒子沒有什麼危機意識。但是如果制裁少年的父母、兄弟就可以防止事件再發生的話，事情就好辦了，如果只把少年消除掉，就可以了事的話，我就不必在這裡討論了。用消除和制裁來處理這個問題即代表相信現在日本一般家庭的現狀，也代表認為了這個被逮捕的十四歲少年以外，其他一般的小孩子都是正常的小孩。可是我認為那些殘暴、異常的「特殊學生」跟其他的「一般學生」，是愈來愈無法區分了。我不是批評日本的小孩子，批評了也沒用，我只是想說應該對所有小孩子的狀況都要有危機意識。


如果我是現今日本這個國家的小孩的話，我認為要阻止想像力的爆發是很難的。也許目前將想像付諸實行的只有那個十四歲少年一個人而已，可是我覺得懷有惡意、殺意的小孩充斥公園裡、馬路上，就算修正少年法，將十四歲或七歲的孩子判處死刑，我認為仍然無法消除現今日本小孩的惡意、殺意。


我認為不論大人或小孩，人的精神常態並不是安定的。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夫婦、親子、家庭關係也不見得是安定的。從因貧困產生的悲哀轉變為寂寞，基本上來講，這也算是一種進步。我們現在在常態中也一直是寂寞的，我從來不認為社會制度可以中和這種寂寞，現在我也不認為可以。我從幼稚園開始就與社會制度無緣，所以我必須擁有一份讓自己有充實感的工作，如果我不設定好自己的目標，我就無法在這社會中生存下去。我也一直以身作則地，讓我的小孩認識我這老爸的想法。


其實別人的小孩是很難理解的。我家附近有兩個男孩子，他們小時候常跟我的孩子在公園玩足球、棒球。現在這兩個大男孩快滿二十歲了，我卻無法給他們一點有關生存方式的建議。因為我一直是為了充實自己和自己最親密的人的關係而努力，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日本整體的事。我只想一直擁有一份屬於個人的、有刺激性的工作，還有自問現在是否在做那種熬夜幾天都不會覺得膩的工作。


如果那個十四歲的少年真是兇手，有機會見面的話，我想問問他，當他在寫寄給警察的挑戰書時，是否認為自己是「透明」的？


──《文藝春秋》一九九七年九月號初出